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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中国的未来取决于什么?

作者: | 发布日期:2015-04-28

 

我们现在说将来是四、五、六、七、八,取决于行为,取决于我们的企业家怎么行动,取决于我们的政府怎么行动。今天做什么选择,做什么行动,明天就有什么样的未来。中国还有一个可能很好发展的前景,因为这个全球化的大势能没有完全释放,但是面对的挑战也是非常严峻的。
近日,阿拉善SEE公益机构年会在西安举行,我做了题为《中国经济长期发展:问题与挑战》的主题演讲。以下为我的主要观点。
中国经济发展难度大了,但机会也很大
一个大国经济,怎么可以连续多年年增长10%以上?这不完全是中国人自己努力的结果,而是跟全球格局有关,很大程度是由于我们的开放(更准确的说是长期封闭然后走向开放),释放了一种战后罕见的潜能。
战后全球有两个海平面,一个是发达国家组成的高海平面,一个是发展中国家形成的低海平面。高海平面的国家间互相投资、互相贸易,创造了一个很高的现代化生活、生产水平。但这两个海平面在战后很长时间内冷战,发达国家跟中国、印度、前苏联等发展中国家是不来往的。发展中国家当时都相信一个理论叫“进口替代”,不引进发达国家的产品,而是在国内空出一块市场来发展民族工业。
当时,我们国家人均GDP200美元,翻两番才800美元,而美国当年已经是13500美元。更甚的是,我们是高积累,真正落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口袋里的钱是很少的,这样一来,我们要比人家差了80~100倍。
中国不开放,经济水平就会降下去;开放后,中国制造的质量稳步上升,中国工人的工资也渐渐向发达国家的工人靠拢。现在,中国人均GDP跟发达国家相差大概是10倍。
所以,中国经济的基本前景还是很乐观的,因为中国人还肯学习,学习模式也在改变,不再只是模仿而已,我们现在已经拥有一种叫组合性创新的能力,这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再跳一步,进行原发性创新,我们的人工还有优势。站在全球舞台来看,两个海平面虽然靠近了,但还有一些潜力,可以再释放十年、二十年,不过也滋生了一些新的挑战。
从低海平面往上走很开心,但高海平面的国家就陷入麻烦了——他们的资本都外流出去了,投到中国、印度去生产汽车等。发达国家很难受,那往后看5年、10年有什么问题?现在其实存在着三个海平面,我们升上来了,后面还有一个海平面起来了,越南的人工费用比我们低,印度的工资比我们低,非洲的工资也比我们低,中国的投资也开始往外走了,搞不好今年中国就是净投资输出国,我们很多资本走了,人却留下了,国内的收入分配问题会更加严重起来。跟过去十五年比,我们经济发展的难度变大了。
中国的发展很快,开始进军有一定技术含量、资本含量的产品领域,比如造车造船等,造出的设备也出口了。在未来的五年时间里,中国一方面可以继续享受低海平面往上升的好处,另一方面,跟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已经升到一定的高位,当年我们怎么对发达国家产生威胁,今天我们也将面临同样的压力。
提高空间经济产能密度生产潜能会很快爆发
阿里巴巴融资以后,其中一个发展方向是,把互联网革命延伸到从农村去,在全国建10万个淘宝村,通过互联网,把村庄这一级的生产、消费,跟整个国家,跟全球联到一起。
其实,农村积聚了一些县城的购买力(比如对绿色食品的需求),因为商业通路不够发达,这个购买力被抑制住了,相当于人为提高了储蓄率。农村是有消费力的,需要大家把想办法把它释放出来。
什么叫城镇化?城镇化就是提高经济在空间分布的密度,用农业文明的空间观来看城市化,就是讲密度,即一平方公里装多少人,能够有效地生活在一起,能够有多少产出。
美国85%GDP集中在城市,GDP只占国土面积的3%,而在我国,空间分布非常散,到处都是房子,积聚度不够,这些城市的城市化率只有50%左右,并不高,百分之十几的人没有城镇户口,所以很难享受城里人才能享受的福利待遇,这一方面对他们不公平,会挫伤他们的积极性。
纽约一平方公里一年创造16亿美元GDP,香港、新加坡一平方公里为4亿~5亿美金,而国内多数大中城市,一平方公里才创造不到1亿人民币,这里就隐含着很多机会。以前我们只知道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分布,现在无论是企业家还是地方领导,都应建立起空间观。未来5年、10年、15年,空间排布好了,一定空间内的经济产能密度提高了,中国的生产潜能就会很快爆发出来。在我看来,这是中国未来第二个重大的机会,也是第二个重大的挑战。
品质问题,是我们最大的机会
我们的进口为什么这么猛?现在增长最快的是国外各地货物进口,然后卖给国内市场,当然有人民币汇率升值,购买力提高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产品质量和别人的比起来,粗看差不多,细看差一截。
我们的竞争很大程度上还是价格竞争,没有往品质竞争这个方向进步的力量。当然,现在开始有好的苗头,国内最新的某款手机评价是很好的,拿它的各项技术尺度等再往后看5年,我看苹果够呛。其他一些信奉好品质的企业家也开始有了,但是不够多。
华为现在主要收入来自全球,主要利润来自境外,不是靠低价,而是靠品质、靠想法,这是中国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机会。中国很多产能看似充足,实际上是不够的,我们现在“过剩”的很多东西,品质还不够好,总是差那么一点点,真是对不起消费者。
我们现在就是低品质、高速度的经济发展,还破坏环境;产品和服务的品质也不够好,因为没有品质意识。德国人做任何东西都精益求精,日本人也是,而我们还是悠久的农业文明的特点,大而化之,差不多就行了。这里头有大问题,也有大机会,如果能把品质意识提高一点点,不一定只注重高速度,那么就会有很高品质的经济增长,这是我们面临的第三个大问题。当品质提高到一定程度,创新的问题就重要了。
创新首先要从教育做起
创新,首先是想法的创新。中国这么多人怎么没有创新的想法呢?我们的教育要好好反省。我自己就在这个领域工作,原本以应试为重心的教育方式,如果不从现在开始认真改,会把很多天才的想法扼杀掉。
我最近研究城市,去了爱丁堡(当年英国启蒙革命的所在地,经验主义的发源地)。拿苏格兰来说,那真叫穷山恶水,十七世纪之前那个地方还很野蛮,可后来就是几个脑袋改变了她——亚当斯密的老师从爱尔兰,把大陆的一些新想法带到了苏格兰,当地的市长、商人,愿意用一些钱支持思想活动,就是这样的条件。
当时爱丁堡5万人,整个苏格兰100万人,7.7万平方公里,比我们今天重庆市还要小,却产生了多少东西,产生多少思想家、创造家、发明家!我们熟悉的亚当•斯密在爱丁堡,机器革命、产业革命也在爱丁堡。盘尼西林是爱丁堡人发明的,要是没有它,全人类的期望寿命值怎么会提高到今天的水平;取款机来自爱丁堡,指纹识别来自苏格兰人,大家都爱的高尔夫球也是苏格兰人发明的,听说还是放羊的时候发明的。我去了以后感触很深,咱们这么大的国土,7.7万平方公里的地方有的是,为什么不能形成一个孕育创意的摇篮,让想法层出不穷?这是更大的一个挑战,这个挑战克服了,我们的人才供应就没有问题了。
政商关系是最重大的挑战
在我看来,政商关系是最重大的挑战。你看这一波反腐,老百姓评价挺好的,我个人评价也挺好。可是这件事情上真正要靠的不是抓人、拉人,而是要建立起一套体制,一种文化,可那谈何容易。现在,一个官出问题,一批企业家就跟着出问题;一批企业家出了问题,一批官员也跟着出问题。其实这些官员和企业家我们都认识,也不是都没有做过好事情,可不知是文化错了、氛围错了还是风气错了,他们一个接一个都掉进去了。可是,我们什么时候能够把放到政商关系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上来呢?无数人讨论市场应该干什么,政府应该干什么,我却认为政府和市场不是两个东西,而是一个东西。
问题就在市场当中的政府,权利的边界怎么划,这对我们这个拥有几千年悠久文明的中国是很大的挑战。政府太弱是不行的,怎么来处理纠纷?谁都不听他的,他发个房产证你也可以作废,东到哪儿、西到哪儿,大家可以改,政府要这样,这个市场就垮台了。政府要非常强才行,可是政府真要很强,谁管得了政府呢?这就是市场里政府的麻烦,你怎么通过一套程序让政府非常强,同时又在轨道上运行,这个问题我们几千年来都没有解决的很好,两头摆,一会儿壮大了权利,不行了,就起义、造反、重来一遍,我们没有走上一条既发挥政府的作用,同时又让这个权利不出这个轨道的边界。
现在到底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从底层来看,受我们的文化影响,很多人觉得官就得这样,就是应该有一些特权,如果这个问题能往前解决一步,中国就会解放出巨大的生产力,官场很多人就可以解放出来,企业界也可以解放许多人。
中国为什么创新不足,产品质量不足?以我的观察,我们的企业家很多时间和精力没有放在产品上,没有放在技术上,没有放在市场上,却把过多的精力放在了官场上。问题是,不放在这上头还真不行,你不放你的对手放,你就要输。这是每个人都不想要,但每个人都陷进去的一场游戏。
十八大以后提出这个问题,中国人在这个关键问题上能不能往前走一步,让有效的国家同时受监督、有效的权利同时受制衡。权利在笼子里头,不能放在笼子外头想咬谁咬谁,要有规矩,要有法制,这个问题讲起来很抽象,但跟我们所有的日常的活动息息相关。
这个领域的潜力是巨大的,每个人都可以开出一些问题的单子来,我开出就四个问题,中国在全球怎么定位?我们发展和开放都有20年了,两个海平面变成了三个海平面、四个海平面,应该怎么定位自己?既要受其利,也要防其害。第二,我们的空间资源、城市化、密度集聚,怎么把巨大的潜力释放出来;第三,我们的产品质量,产品质量背后需要有创意的想法来支撑,就是创新科学,我们有过灿烂悠久的古代文明,跟欧洲一样,但与欧洲相比还缺少三个东西,没有文艺复兴,没有科学革命,没有近代启蒙运动,所以存在着差距。我们现在的社会风气也是有问题的,最了不起的是歌星而不是科学家,今天,科学家斗不斗得过歌星,卖张票就知道了,差太多了。
最后一条就是我们的官民关系,市场发展少不了国家权利,没有这个中间第三方服务,市场的产权基础、市场的秩序和市场的竞争都是空想。完全不要政府的市场是空想的,可是政府要参与市场监管,弱了不行,太强了也不行。必须要承认我们成就的同时也有巨大的问题,如果能好好解决,是有可能构造我们未来的。
很好的发展前景,取决于我们的行动
最后讲讲新常态,我仔细读了习近平的讲话,说要适应新常态。新常态是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投资银行家先提出来的,意思是别急急忙忙以为可以回去,回不去了,就是零左右的增长。其实,这个估计到目前为止被证明是错的,美国现在都是三到四的增长,就业不太好,但是经济增长还不错,为什么?两个海平面的效果。哪家公司真按当年零到一的增长来做投资布局的话,会输得一塌糊涂。
习总讲的是适应新常态,是把心态先调过来,你这么调过来以后,将来什么叫新常态?我的看法不取决于经济学家的预测,我们现在说将来是四、五、六、七、八,取决于行为,取决于我们的企业家怎么行动,取决于我们的政府怎么行动。今天做什么选择,做什么行动,明天就有什么样的未来。中国还有一个可能很好发展的前景,因为这个全球化的大势能没有完全释放,但是面对的挑战也是非常严峻的。
(来源:  财经网(北京)201411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