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敏：中国教育要竞争才有改革压力
国务院参事、友成基金会副理事长 汤 敏
中国教育问题已从“能上学”到了“上好学”
身为经济学博士、国务院参事，汤敏的专业背景和职业生涯多在经济和社会发展领域，由于教育对社会各方面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根本影响，今年他将更多精力和关注放在了教育、尤其是最火热的在线教育上，频频出现在各大教育行业论坛活动中，其对在线教育、慕课（MOOC，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的思考因此有了与教育从业者不同的视角和高度。
在汤敏看来，扶贫先要从教育抓起，如果贫困传代那是一代一代人的事，贫困阶层的后代在未来还是贫困。对全世界发展中国家来说，教育两大问题，一个是能不能上学的问题，第二是教育质量的问题。目前上不了学的问题基本已经解决，但多数二三四线城市和贫困乡村的教育质量仍堪忧，好老师留不住，教学资源稀缺。“中国教育已经从'能上学'到了'上好学'这个问题了。”
高考变成拉大贫富学生之间差距的重要机制
汤敏曾在多个教育峰会上展示一张照片，河北省石家庄市贫困乡村学校的师生通过远程教学技术与人大附中的师生一起上课，这种方式被他认为是方便低成本、实用高效率的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模式，也是促进教育公平的新机会。除了中学教育，幼儿园阶段也已纳入汤敏的教育扶贫扶弱计划内，“最大的困难是我们自己，能力和资金不够。”
高考是底层实现阶层流动的公平渠道？汤敏并不完全同意，相反，如果不提高贫困地区的教育质量，高考就变成拉大贫富学生差距的一个重要机制，贫困学生高考反而更没希望，一层一层被筛选排除掉。过去几十年国家也花了很多钱，但硬件投得多，软件投得少，教学方式和理念的创新方面更缺乏尝试和推动。
现在是培养螺丝钉型人才 非常缺乏创新教育
人才创新不足被诟病多年，高考指挥棒不改，创新思维、批判性思维的从小培养无从谈起。汤敏把“高考”看作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生产流水线的产物，是为了培养螺丝钉型的人才，而不是培养创新人才，更别说能培养出敢于创业、懂得如何成功创业的学生。第三次工业革命呼啸而来，到时将是以创新为主的社会，各行业对创新要求越来越高，目前教育非常缺创新教育和思维训练，“从这种意义上，我们的教育要改革”。
中国教育需要引入竞争才会有改革压力
中国全社会重视教育的意识很浓，家长和国家投入都很大，GDP的4%都给了教育，超过财政支出的20%，汤敏认为整个教育投入已经相当高了，但问题是现在很多钱没有用到点子上全浪费了，全用在应试教育上，用在硬件上，用在高大上的地方，给再多的钱都没用，反而把贫富悬殊拉得更大，把教育不公平拉得更大。钱永远是一个问题，但是现在更重要的是，怎样用创新的模式来用这笔钱。
不仅教育，中国社会很多领域都在调整、都需要改革，教育改革牵涉到下一辈意识形态等问题，相对比较敏感。汤敏建议，把国外一些好东西引进来形成竞争和冲击，会让中国教育更有改革的压力，“有了竞争，有了危机感，它才有改革的动力。需要更多合资办学，通过开放来促进改革。”
第三次工业革命用互联网思维解决现有教育问题
在汤敏眼中，不单是中国，全世界都面临着山穷水尽的状态，第二次工业革命走到现在已经快到尽头了，需要一场大的创新革命。“整个社会的变化从哪儿来？就是互联网革命，用互联网的思维和方式解决目前所有问题。”互联网革命以后，未来整个社会经济形态就是个性化生存、个性化消费。未来发展方向是私人定制，那时候不可能有大企业，很多都是几十个人的小企业。
彼时，对人才和教育的需求完全跟现在不一样，到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时候，有了互联网教育的出现，有可能把创新不够、教育不公的问题都迎刃而解，教育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对人才的评价不是高考分数，任何人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可以学到任何知识，企业招人会更注重能力而不是学历，对学校、学生和老师都会有新挑战。“慕课是一场革命，未来它提供的课程根本就不是大学课，可能多数是从企业来的。”
国外把慕课发展方向引错了 应商业化市场化
中国慕课该如何做？跟着国外一起做非盈利性机构？汤敏的答案是“不”。在他看来，应该首先用慕课解决中国最需要的--教育公平，把慕课用在农村贫困地区的上亿年轻人身上。
此外，职业教育也是慕课需求很大的领域。现在大学生过剩，企业不是不需要人才，是找不着需要的人，因为培养不出来。如果用慕课的方式，找优秀企业里的人才给学生上课培训，由企业提供大量实用前沿的课程，人才培养会更科学。汤敏坚信中国需要企业进教、社会进教，最后打造真正的中国教育体系。
汤敏认为，只有互联网教育公司有商业头脑和激励机制，才愿意去做这件事。“你交点儿钱，他赚大钱了，就会把它做得很好。慕课那么多捡钱的地方没人去捡，因为他们被慕课束缚了，认为慕课就应该是非盈利的。”
革命来临对教育冲击最大 充满巨大机会和风险
采访中，汤敏不断提及第三次工业革命和互联网革命将对全世界带来的再造，会产生前所未有的新机会，对于没有准备的人也是非常大的风险。教育领域同样如此，一次大革命来临就是一次大浪潮，大浪冲到哪个领域，哪个领域就要淘汰一批、发展一批。“教育领域是所有领域的基础，因为所有新革命都要靠人去做，人就靠教育来做，所以对教育的冲击是最大的。”
“当年毛泽东说，教育跟生产实践相结合，教育领域革命就是真正跟社会结合起来”，反思我们的教育，长期跟生活现实脱离太远了，然而时代变革期充满无数机会，同时也暗藏了巨大风险，慕课的出现将孕育新的商业巨头。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你准备好了吗？
经济学和社会研究背景，让汤敏看待教育的角度更开阔立体，上升到时代变革的高度。他敏锐地看出高考这一看似公平的制度背后，对贫困弱势阶层的不利现实；第三次工业革命和慕课时代到来，让汤敏找到解决目前教育和人才培养困境的钥匙；变革带来巨大机会和风险，他断言慕课商业化才是中国教育未来，你准备好了吗？
以下为汤敏专访的部分精彩实录：
凤凰网教育：您现在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做的类似于公益教育，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实施？
汤敏（国务院参事、友成基金会副理事长）：我们把北京最好的民办幼儿园跟北京郊区一个农村幼儿园嫁接起来，把最好的幼儿园很多的教学方式传给农村幼儿园，稍微改造一下进行试验。中国学前教育发展非常快，但是到底怎么教现在没有很好的模式。一方面很多把小学内容下放，很多农村都是小学老师，没有那么多的学生了，正好空几个教室办一个学前班，基本把小学的东西做了，从三四岁开始就受高考的折磨。
好的民办幼儿园有美国最先进的教育方法，很适合儿童心理的课程。我们先把它搬农村幼儿园试验，试验好了把教材改造好，这样我们把这套东西向贫困地区推广，现在全国132个幼儿园用我们这套教材，这样很多农村幼儿园也可以用这些比较好的方式来做。既然做就做好一些。
现在很多都以硬件为主，好多幼儿园包括农村也盖很多幼儿园，那是硬件，那软件呢？就是教师、教材甚至包括教学方式还是比较重复，不符合现在社会的需要。
这些我们不做也有人做，但是都做什么呢？都做城市里好的幼儿园，现在各种各样的幼儿园什么模式全引进来，全是高大上的，都是城市里有钱孩子们受益，我们做公益把最先进的东西放到最贫困的地方去，起了一些作用。
中国教育的问题已从“能上学”到了“上好学”
凤凰网教育：您在做公益和教育相结合项目的过程中，哪些困难是当下中国的教育环境和现实中比较难跨越的？
汤敏（国务院参事、友成基金会副理事长）：最大的困难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能力不够，毕竟我们不是搞教育的，我们是研究参与教育的。教育体系、教育领域里面我们也有慢慢摸索的过程，我们自己的学习才是最大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投入不够，帮助别人都还是有一些成本的，这些成本怎样通过捐助等各方面来支持，捐助是受一定的限制。
第三个就是创新，怎样做好创新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创新只靠傻投入的话永远赶不上。创新本身也是一个需要不断摸索的过程，比如说我们从去年开始把人大附中的教学内容，通过远程教育技术搬到贫困乡村学校。一边是中国最底层学校的学生，另一边是中国最高大上的学生，充分利用最好的教育质量来促进教育公平。
对全世界发展中国家来说，教育最大的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能不能上学的问题，第二个就是教育质量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能不能上学毕竟是少数，现在还有5800万，全世界60亿人口有5800万孩子上不了学，这毕竟是很少很少的。但是上不好学，特别是贫困地区，发展中国家贫困地区学习的质量很差，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但怎么办？解决得了吗？传统方案解决不了，为什么呢？因为上好学关键是老师，好的老师能在贫困地区长期待下去吗？他待不了。
没有好的老师，学生的质量明显不能提高。学生上了中学、上了高中就赶不上，他一步一步总是比别人落后一步。我们现在强调扶贫，强调贫困不传代，如果贫困不传代了就是我们一代人的事，如果贫困传代那是一代一代人的事，贫困人在未来还是贫困。目前就有这个危险，贫困地区的教育比较薄弱，贫困地区孩子的学习就是比较差，他可能比他父母一代学得多一些，但是在整个社会来说他还是最底层，他永远是贫困。而现在这个趋势就是贫困会一代一代往下传。怎么办呢？根本问题就是要把他下一代的教育做好，不是说有教育就好，能上学就够了，现在关键是要教育质量的问题。
中国教育已经从“能上学”到了“上好学”这个问题上了，但是上好学这个问题传统方法根本没辙，但是我们这种方法是有可能的，把最好的老师直接上到最贫困地区去，这些也是现在远程互联网的教育。每天有2-3个新教育培训公司注册，在市场上有好几千个，但是这些都是商业模式，目标用户是有钱的有权的。这种东西越多，造成我们的教育就更不匹配，好的更好了，差的就相对更差了。
凤凰网教育：不是所有NGO都能得到政府支持，您认为NGO组织和政府的关系该如何处理？
汤敏（国务院参事、友成基金会副理事长）：首先政府得主动观察了解NGO都在做什么，把他们纳入自己的范畴里面。这些事本来是政府的事，本来政府应该做的，现在NGO愿意为社会做一些事情，民间的力量来做，政府就有责任去了解谁做得怎么样，经常评估，然后来看哪些要推动。不是要NGO去求政府，而是政府去关注NGO，因为这是你政府的责任。
第二，NGO也要去了解政府在做什么工作，跟政府偏离太远的话，你做试验最后推广不了，所以这个是双方的问题，但其中政府起主导作用。
高考变成拉大贫富学生之间差距的重要机制
凤凰网教育：您认为未来如何能够更好地实现阶层流动，除了高考，还有其他什么新模式，可以让底层人才获得更多机会？
汤敏（国务院参事、友成基金会副理事长）：现在就是这样，高考是提供公平的机会，但是如果不去关注贫困地区的教育质量，那高考就变成拉大贫困学生的一个重要机制。如果贫困地区教育质量很差，那他高考反而更没希望，一层一层的把他排除掉。
所以高考本来是一个教育公平很重要的渠道，但是如果我们不关注贫困地区的教育质量，它就反而拉大了贫困差距。所以现在国家也做了很多工作，过去几十年大量的工作，现在很多学校都建得不错，国家也花了很多钱，目前硬件投得多，软件投得少。
第三就是创新不够，还是传统的老师培训这种方式，现在已经有了最先进的手段，为什么不用创新的方式来做，这点就是我们这个小小的试验起码看出希望，这个完全有可能，国家并不用过多的投入，但是只要换一种方式就可以大大的提高效率，这不仅在中国，现在很多国家都在做，中国在这个方面落后。
到第三次工业革命时是以创新为主的社会
凤凰网教育：创新在中国现在是很缺乏的东西，大学生主要考虑生计、发展，很少去想能够创造什么，您觉得这个跟大环境和教育体制有关系吗？
汤敏（国务院参事、友成基金会副理事长）：这个我觉得不能笼统的谈，我们还是有创新的，不创新阿里巴巴怎么做出来的，腾讯怎么做出来的，还是有的，但是我们创新不够。
创新不够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我们这种高考指挥棒的模式不鼓励你创新，为什么？因为创新要从很小开始有创新思维，批判性思维，要有敢试验的方式。高考呢？全国上下答一样的题，你不跟着标准答案一样的话，差一点你就进不了好学校。所以在高考中是扼杀创新的，他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生产流水线的这种，是培养螺丝钉型的人才，而不是培养创新人才，这是第一个，我们从小没有创新这种信念。
到大学以后这种创新意识也不行，大学创新风气也不是很好，急急忙忙的去找工作。我记得我们做过一个大学生创业课，现在一百个大学在开，我们就试图来解决这个问题，创业你就需要创新，不创新创不了业，所以这就是一个创新的抓手。
现在学生没有接受过创业教育，大学生创业都没有给他们训练。绝大多数大学生毕业还不能创业，但是我们应该种下创业的种子，要告诉他创业是怎么回事，要经过各种各样的培训，所以我们开设一个学期的学分课，在一百个大学里上，把着名企业家徐小平等人都找来讲，拍下视频后利用互联网技术让其他99个大学的学生分享。
这个就是创新的模式。既然我们这个创业的课可以上，为什么别的课不能这样上？很多创新的课就得慢慢来。没有这种方式的话，到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时候都是以创新为主的社会，未来对创新要求越来越高，我们的教育非常缺创新教育，创新思维，勤奋训练，从这种意义上我们的教育要改革。
中国教育投资不低 没用到点子上全浪费了
凤凰网教育：中国全社会对重视教育这一点是有共识的，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很重视教育。但是，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每年GDP都很高，每年投入教育的经费据说只有4%，国际通用标准最少5%以上才能保证最基本的教育资源匹配和服务质量。为什么这么重视教育，官方投入会这么少？
汤敏（国务院参事、友成基金会副理事长）：我觉得现在投入4%已经相当高了，原来2%，现在已经到4%了。超过财政支出的20%，其实不低。中国还有一个特点是家长还投那么多钱，社会还投那么多钱，中国的教育投资不低。
现在很多钱相当浪费，这4%能用到点子上，中国教育已经绰绰有余了。现在就是给再多的钱，没有用到点子上全浪费了，全用在应试教育上，全用在硬件上，全用在高大上的地方，给再多的钱都没用。反而把贫富悬殊拉得更大，把教育不公平拉得更大。
所以现在的问题不完全是钱的问题，钱永远是一个问题，但是现在更重要的是怎么样用创新的模式，创新的方式来用这笔钱。
凤凰网教育：您有什么想法和建议吗？
汤敏（国务院参事、友成基金会副理事长）：首先要往贫困地方去，什么985、211减少一些，不要搞太多的高大上了。
第二，贫困地区要用新方式来做，像我们做的这种就是通过录课的方式，这个并不用很大投入但是有很大效果。所以现在要用创新的方式来做教育才行。
中国教育没有竞争永远没有改革压力
凤凰网教育：高校管理体制很多年都是热点话题，不只是教育水平质量的问题，一些官场的不良风气到了高校，比如腐败。您觉得高校的管理机制应该怎样调整？
汤敏（国务院参事、友成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不仅在教育，所有领域都在调整，因为整个社会都需要改革，旧的体制还有一定的影响。教育涉及规模最大，好几亿人的事，另外这个领域又很复杂，因为它牵涉到下一辈包括意识形态这些问题，所以很敏感。
需要一些外部的冲击，比如说教育更开放，把一些好东西引进来形成竞争，30年前国有企业也很僵化效率很低，现在很多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出现，国有企业也提高了。同样教育领域也是一样的，没有竞争永远没有改革的压力，有了竞争，有了危机感，它才有改革的动力。需要更多合资办学，通过这种开放来促进改革，在教育领域同样也适应。
凤凰网教育：有一种说法是，由于生活压力，现在的年轻人没有梦想，做公益教育相对回报较小，很少人有兴趣深度参与，您怎么看？
汤敏（国务院参事、友成基金会副理事长）：第一，这个梦想也可能是幻想，可能是不切实际的，慢慢更现实一点，想法就更接地气了。
第二，这个社会有很多问题，在年轻人特别是在爬坡的时候，上有老下有小也不可能全身心的做事情。
第三，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公益领域和其他国家不一样，我们国家本身还处于改革的过程，很多国家做公益一样可以得到体面收入，跟做其他工作差不多，我喜欢这个就愿意做这个。我们中国有各种各样的政策限制，好像做公益应该是苦行僧一样，这完全是错误的。本身它就是一个正常职业，不应该有过多限制，让做公益的人那么辛苦，甚至比社会一般收入要偏高一点都有可能，这个应该由市场来决定，这样我们就有更多年轻人来推动。反正是工作，这个工作可以有收入，又能解决社会问题，又很有意思，年轻人愿意来做这个事情，而不能说完全做牺牲。
用互联网思维和方式解决目前教育问题
凤凰网教育：要解决教育问题，也许不单单是教育部门的事，是不是跟整个世界发展阶段和社会普遍性问题也有密切联系？
汤敏（国务院参事、友成基金会副理事长）：高考改革好像大家觉得很简单，有很多很多因素在里面，我们这个社会已经走到一个尽头了，不单是中国，全世界都是这样。所以它需要创新，需要一个大的革命，目前全世界最大的问题是生产过剩，解决不了，环境的问题解决不了，贫富悬殊的问题解决不了，这都是一个死结，教育也是这样，创新解决不了，大学生就业解决不了，教育公平问题解决不了。已经到了解决不了的情况了，除非跳出这个圈子才能有新变化，那么这个圈子就是现在在解决的问题，要进行的革命，各行各业都在进行革命性的变化。
像金融，特别不合理，全世界最富的就是咱们几大银行，他们的工作特别好吗？他们特别认真吗？他们特别创新吗？都不是，就因为他们垄断了，这是我们的政策造成的。那有什么办法？没有什么办法。但是跳出这个以后就不一样，现在整个社会都面临着山穷水尽的状态，第二次工业革命走到现在已经快到尽头了，所以很多生存是没有办法。
整个社会的变化从哪儿来？就是互联网革命，用互联网的思维用互联网的方式解决目前所有的问题。互联网的革命以后，未来整个社会经济形态是个什么样的呢？这就是个性化的生存，个性化的消费，会把整个消费都颠覆性的改变，现在已经越来越清楚了。
为什么马云能够成功，马云做的都是些小企业，他为什么成功？就是因为互联网，把这个社会的最底层运用起来。要没有互联网阿里巴巴能做出来吗？淘宝网能做出来吗？根本做不出来。所以这个就是突破性的，小企业在整个经济里可能起一个中流砥柱的作用。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个性化发展，每个人都是私人定制，那个时候企业形态就不可能有大企业，很多都是小企业了，管理几十个人就够了。
这里头对人才，对教育的需求完全跟现在不一样，我们现在的人才叫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物，整个教育都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物，第二次工业革命是流水线规模生产，所以它需要螺丝钉式的，有纪律，听话，拧到哪儿在哪儿工作，需要这样的人才，所以我们需要高考。
但是到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时候，我们整个这套就不行了，它需要一个革命。而这种变化发生后，比如互联网教育的出现，有可能把刚刚说的创新不够、教育不公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凤凰网教育：如果要真像您说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会改变人才培养模式，能不能大胆畅想一下，如果要适应第三次工业革命那种模式，中国教育会变成什么样子？
汤敏（国务院参事、友成基金会副理事长）：我们教育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第一，对人才的评价就不是高考分数，未来的考试就不是考试了，未来在大数据的情况下，所有的学生在Pad上学习，每一个操作都有记录，你做哪个题，哪个题你花了多少分钟，你卡在哪儿，这个题做错了几次，哪个地方做的特别快，哪个地方特别慢，把这数据一分析就知道你这个人问题在什么地方，你的性格怎样，你的反应怎样，全都给分析出来，最后整个结果是一个鉴定。
到时候公司需要的不是说平均分多少、成绩排名多少，那都没用了，比如这个岗位需要一个特别有创新精神，特别精细的人，或者说需要一个大大咧咧，特别开放，有组织能力的人，都可以在系统里找到。那时候还需要高考吗？不需要了。
如果现在任何人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可以学到任何知识，那为什么还要挤在学校里？为什么一定要在一个学校里学习？既然只要上网就可以学东西，我今年在北大，明年到复旦，后年到伦敦，大后年到非洲，我花几年到处转一圈回来，对社会的了解，接触的人，学习的能力，完全不是一个层面了。这是新的互联网教育的理念。
谁都输不起，如果你是学生，就不去参与慕课学习，那你工作都找不着，以后找工作就不是说要北大清华毕业的，企业就开出一个单子，你要上过麻省理工学院的什么课，哈佛的什么课，清华的什么课，你上完这些课才能申请，一上手就是很专业的，我要哪类人才就列出其他的一些要求。
拼的不再是学历，企业要的是你的能力，要的是你上过这些课我才要你。如果你是大学教授，你说我不管我就不上那堂课，到时候就根本没人选你的课了。
凤凰网教育：现在大学教育的确在某方面比较落后，教案教材用十几年，跟不上最新变化。
汤敏（国务院参事、友成基金会副理事长）：能不被淘汰吗？大学教师输不起，企业家也输不起，企业家不断的补充知识，工业革命整个产业发展这么快一下子你就被淘汰了，我们也输不起，我们得成天不断的学习，变化多快啊。政府官员更输不起，你输了以后全国各地都倒了，所以谁都输不起，而且风已经呼啸而来了，不是说现在还在梦中，已经呼啸而来了。
这种时候我们不能再稀里糊涂，因为我们比别人还不能不做，如果说大家都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话，我们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前期、中期，人家都已经后期了。
未来实际上是什么？在手机上，慕课是五分钟、十分钟一课，全是微课，我可以用很多零碎时间学习，而且是全世界范围的。在西方的国家已经开始有苗头了，如果我们能成批量的把这些资源都拿来，我们的学生和工作人员可以成天了解，根本不怕美国的，我有这么一套东西谁都不怕。如果我没有，人家印度有，我们很快就被淘汰了，很快被印度赶上了，人家英语还好。
我们谈了这么多年终身学习，有终身学习吗？没有，大学什么都没做。为什么？因为他们提供不了，终身学习让社会来提供，让企业来提供，教育真的要有场革命。为什么慕课是个革命，未来他提供的这些课根本就不是大学课，可能是从企业来的，会有更多人愿意创新，并能得到物质和精神多个方面的收获。
国外把慕课发展方向引错了 应商业化市场化
凤凰网教育：国外现在做慕课最好的三家都想着以后找一些基金和财团支持自己，打算纯做一个非盈利教育机构，您觉得这种模式在中国会适应吗？现在这个领域创业者很多，模式也很多，您觉得什么样的模式比较好？
汤敏（国务院参事、友成基金会副理事长）：他们把慕课的方向引错了，我们不要上他的当。我们中国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国外高大上没问题，但我们就不要跟着做了，我们做需要的东西。
中国最需要什么？教育公平，所以我们把慕课首先用在农村贫困地区，先把教育公平解决，先把上亿的年轻人做起来以后，未来中国形成巨大的生力军来和国外竞争。
第二，现在我们的慕课最需要的是职业教育，就是把企业提供的课程给我们来培训。现在大学生过剩，企业不是不需要人才，是找不着需要的人，因为培养不出来。如果我们用慕课的方式，找优秀企业里的人才给学生上课培训，那就不一样了。所以中国需要企业进入教育，大学头几年做博雅教育，最后一年给企业来做，由企业提供大量的课。你要申请我这个企业，对不起你先上我三个课，考试好我才来面试你，否则根本不要你。
这个时候的教育远远超出了教育部门和大学的这种教育，我觉得就是要企业进教、社会进教、大家都来做教育，最后打造真正的中国教育体系。如果能把美国那些着名企业拉来给我们上，我们就可以赶在全世界前列了。
只有互联网教育公司有商业的头脑和激励机制，他才愿意去做这个事情。你交点儿钱，他赚大钱了，就会把它做得很好。出国英语培训这么一个小领域让新东方赚了多少钱，就考试而已，能出那么多大公司，慕课那么多捡钱的地方没人去捡，因为他们被慕课束缚了，就是“慕课是非盈利的”，这不都傻了嘛。
革命来临对教育冲击最大 充满巨大机会和风险
凤凰网教育：可以这样总结么，您觉得未来有前景的互联网教育创业模式，就是针对在职人士自我提升需求，以及求职所需知识技能培训的慕课课程业务？
汤敏（国务院参事、友成基金会副理事长）：核心是什么呢？在一次大的革命到来时会产生巨大的机会，新的机会，这些机会是前所未有的，但同时这些机会都给有准备的人，至于没有准备的人就是非常大的风险。因为一个大革命来的时候，你原来过得好好的突然就没了，就像咱们在国企、政府多好的生活，混日子钱就来了，还有各种福利，一下子破产了，一下子下岗了，没做好准备一下子垮了。
我们现在面临一场大革命，教育领域同样是这样，一次大革命来临就是一次大浪潮，这个大浪冲到哪个领域，哪个领域就要淘汰一批、发展一批。教育领域是所有领域的基础，因为所有这些新的革命都要靠人去做，人就靠教育来做，所以对教育的冲击是最大的。
教育领域革命就是当年毛泽东说的，教育跟生产实践相结合，就是真正的跟社会结合起来的，我们的教育长期跟生活现实脱离太远了，这个时候就充满巨大的机会，同时也充满了巨大的风险。
（来源： 凤凰网教育，2014年12月30日）